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植物栽植历史非常悠久。早在殷代末期，由狩猎、游牧畜牧等为戏乐，开创了下一时代园囿之滥觞。苑，是指古代帝王养殖禽兽、种植林木的地方。随着农耕稼穑的发展，殷人常在居室周围筑墙围护种植梅、桃、木瓜、漆、桑、栗等植物，开始出现园圃。由于历史久远以及养护管理等方面的原因，即使是在我国地上文物的大省——山西，其园林古建筑庭院空间中，早期的树木遗留下来的也很少，现有的植物配置又难以反映当时的原貌，这对于研究工作来说是困难的。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：即在园林古建筑庭院中，大都少不了植物的点染。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：
其一、《国语》中写道：“周制有之曰：‘列树以表道，立鄙(郊野之意)食，以守路’。”《释名·释道第六》中也写道：“古者列树以表道”。在中国古代宗法伦理关系异常严格的社会，这个“道”字除了表示道路外，是否还有另外一重含义?即代表的是道义、秩序以及宗法伦理关系，“列树”是反映中国传统等级思想观念的一种手段。唐代武少仪在《移丹河记》中曾记有：“(高平县)在唐贞元十年，屯留令平原明济，假领高平建水神祠，列树建亭。”由此可知，在表现这种关系的场合，不仅有树，且往往成列，即有序栽植，它代表着的是一种“等级”和“秩序”。《周礼·春官·冢人》中也写道：“凡有功者居前，以爵等为丘封之度，与其树数”。可见，树木的数量同样反映出一定的等级关系。
另外，早在原始社会，自然宗教盛行的时期是一个多神的时代，一切自然现象都被人们奉为神明。森林树木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，因此也被作为崇拜的对象。图腾崇拜是一种对自然和祖先崇拜相结合的原始宗教。传说中，我国各种图腾崇拜中影响较大者为龙，而对植物图腾的崇拜则稍晚于对其他自然现象的图腾崇拜，这与原始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关。先民们既然有一个从狩猎经济向采集经济、农业经济的过渡，那么图腾也有一个从动物崇拜向植物崇拜的过渡，这是一个文化演进的过程，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。图腾崇拜不仅有标记，还有一套崇拜仪式和禁忌。祭祖先有庙，而祭自然物、天地日月山川等则有坛。先民非常重视坛庙的设置，坛为装石之土坛，植树于其上，祭祀在坛上进行。
中国古代有许多小国，以树木为国名或地名者颇多，如春秋时“杞国”、“棠”、“北杏”、“桃”、“栎”、“柽”等，均为当时之国名或地名，且这些树木多为该地的社木树种。这些社木代表土地之神，神圣不可侵犯。《论语》中曾记载：“哀公问社于宰我。宰我对曰：‘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’曰：‘使民战栗’”。明刊《三才图会·民社图》中写道：“民社古有里社，树以土地所宜之木。如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，庄子见栎社树，汉高祖讲理枌(树名，白榆)榆社，唐有枫林社，皆以树为主也。自朝至于郡县，坛墙制度皆有定例。惟民有神社以立神树，春秋祈报，莫不群祭于此。”可见，社坛必植以树，不同时期，坛上的树木种类不同，并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。
其二、“天人合一”是中国传统的自然观。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，中国传统园林艺术遵循“人与天调，天人共荣”总则，植物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份子，在传统园林中最不可或缺。明代造园家计成，在其所著的《园冶》一书中指出：“凡园圃立基，定厅堂为主，先乎取景，妙在朝南，倘有乔木数株，仅就中厅一二”。
其三、树木本身是风景树、风水树，还是组织景观的手段之一。孟县藏山文子庙前石碑上写道：“藏山口有松树坡一所，其森耸秀似画屏，其森植似抽簪，实为藏山外之对观；荟蔚青苍，灵异不可名状也。”
有些庙宇以树为庙名，足以得见树木在园林占建筑中的地位。山西高平县原村乡张庄村松珊庙有“龙松”、“凤松”两株油松。据碑载，庙建于明代万历年间，当时叫皇王庙，后因有这两株油松，庙名才改为“松珊庙”。
1园林古建筑中植物配置形式
从计成《园冶》的“仅就中厅一二”一句中可知：园林中的植物并非都是对称布局的，而是或多或少，非常灵活自由。那么它们之间有没有规律可循呢?中国古代建筑空间创作意识的目的，主要是根据功能需要，来提供某种明确、实用的观念情调，适时、适地地去创造各种各样不同的情感氛围，即是说，中国古代建筑首先考虑的是社会功能、社会需要，伦理礼制是第一位的，物质功能则是第二位的。这些不仅体现在园林古建筑组群的布局之中，而且植物在园林古建筑中的配置方式，同样会表达这一思想。不难想象，中国古典园林中植物配置的方式，是与园林古建筑布局的意旨相一致的。
1.1规则式布局
园林古建筑中如寺庙以及祠坛等，不论在宅门、山门或是在大殿前端，栽植的树木大都是分左右2株或4株等，株距相等，排列整齐，错落有致。植物的这种整齐、严谨的布局方式，代表的是一种秩序，亦即主次关系，正所谓列树以表“道”。因而在这种功能前提下，用对称式的植物配置形式是必然的，这种植物的对称布局同建筑一起，起着烘托环境情感氛围的作用。解州关帝庙庄严肃穆的端门，正前方矗立着“挡众”，即是要求文武官员及各色人物等必须在此下轿下马的标志，门前两株乔木犹如哼哈二将般立于左右，庄重威严，与建筑环境所想要表达的内容极其贴切。其他如会馆、私家宅院等等，凡包含有类似思想内涵的庭院空间，植物均如此布置。山西万荣县汾阴后土庙建于北宋景德三年(公元1006年)，毁于16世纪末的水灾。
祠内有一块刻于金天会十五年(公元1137年)的庙貌碑还完整地保存到现在。此碑忠实地刻绘着当时建筑的总平面和主要立面。由碑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庙中植物配置都是对称布局的，而且多是三、五成群地栽植，反映了其较高的设计水平。明代绘制的山西太原崇善寺总图中，院内的树木也都是对称栽植。
晋祠圣母殿殿前左右两株侧柏，相传为西周时期所植，距今已有3000多年。左侧的一株于清道光年初被伐，剩下右侧一株山北向南是30度角斜卧，最粗处胸围5．5m；运城关公祠堂书院衙署、祠庙二道门的路旁两边，长着4株侧柏，左右对称，据传为隋代所植；五台镇海寺西院内一左一右两株青杆，寿阳上湖峪大王庙门前两株油松一南一北，均极其威严；平遥襄垣村四神寺门前四角栽植4棵槐树，株距基本相等；晋祠王琼祠前两株银杏，在踏步两侧对称栽植，树龄已有450余年。
有些古建筑两边的树木，虽是对称栽植，种类却不同，疑为后人补栽时更换所致。如无台山黛螺顶正殿前左右二树。
1.2自然式布局
植物的自然式布局，多数情况下是应用于传统的自然山水园之中。自古以来，无论是皇帝的宫苑、官吏所置的衙署园林，还是文人士大夫、富商巨贾们的宅园以及书院衙署、祠庙会馆所附属的园林，都是为了“放怀适情，游心玩思”而建造的。他们或利用天然景区加以改造成为游息休养的生活境域，或在城市里创作一个山林高深、云水泉石的生活境域。中国人对山水的爱好十分深厚，对自然山水的追求由来已久。他们不仅要在居住生活中体现自然，而且还要在作为生活境域的园林里去体现自然。因此，寄情山水、亲近自然，成了他们生活中所追求的首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园林中的植物一般是模仿自然界的布局方式。
天下名山僧占多，佛家对自然山水的亲近、对野逸之趣的爱好，不亚于世俗文士。佛寺为了追求自然山水环境向郊野发展，以放任林泉之间、享受山林之乐为修；城市中的寺院所附属的花园，则多以自然式的花木栽培创造出清幽雅致的自然式园林环境。园林寺庙周围环境，由于常常选择在向阳背风、濒水有林的岗阜地带，而且常常是由寺庙僧人们所占据或管理。僧人爱树历史悠久，因而周围植物长势一般都较好。山西蒲县柏山寺门前，有清代一知县制联，联曰：“伐吾山林吾不语，伤汝姓名汝难逃”——足见僧人爱树成性。
2山西园林古建筑中树木的种类
地处我国古文明发祥地黄河中下游的山西省，历史悠久，历朝佛事兴隆，香火旺盛，寺院、道观遍布全省，名胜古迹中古树古木甚多。自古以来，山西地方的村民就把古树当作风水树，顶礼膜拜，因而散落在村旁、道边、寺宇内的古稀大树有不少被保存下来。
据统计，在众多的古稀树木中，槐树(Sophorajaponica)的数量最多，其次是油松(Pinustabulaeformis)、侧柏(Platycladusorientalis)、旱柳(Salixmatsudana)、小叶杨(Populussimonii)、榆树(Ulmuspumila)、文冠果(Xanthocerassorbifolia)、白皮松(PinusBungeana)、毛白杨(Populustomentosa)、圆柏(Sabinachinensis)、银杏(Ginkgobiloba)、楸树(Catalpabungei)、皂荚(Gleditsiasinensis)等等。其中既古又多的则是侧柏和槐树。如周柏、周槐、秦柏、汉槐、隋柏、隋槐、唐柏、唐槐。其次是楸树、枣树(Zizyphusjuju-ba)、银杏、油松、青杆(Piceawilsonii)、榆树等，如唐楸、唐枣等。
据1955年第7期《文物参考资料》记载，山西五台山早在1953年就成立了古迹保养所。保养所除了进行古迹调查修缮、宣传保护文物政策等外，还把绿化环境作为主要任务之一。保养所在成立之后两年里，就在佛光寺共计植活杨柳、松柏、梧桐、槐枣等树5300余株，南禅寺也种活柏、枣树35株，在佛光寺院内修筑了10个花池。毫无疑问，成立保养所对于园林古建筑的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。在古寺名刹植树不仅可以绿化美化环境，还能改善与保护生态环境。但是，如果只为植树，不去探求种植的原则；只求数量，没有考虑树木的种类等，这种种植从园林古建筑保护的角度来说，就还不够全面。
对于园林古建筑的植物种植，虽然不能像纯粹古建筑修缮技术一样“整旧如旧”，但也应该尽可能地做到保存历史的真实性。包括植物的种类、数量及种植方式。这样做，不仅对于园林古建筑的复原与保护工作大有裨益，而且对于传统园林古建筑的总体设计也有一定的作用。
